范曾：走进国学

20世纪60年代，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经讲过：“假如世界已经融合，那我就努力把世界从以物质为中心转向以精神为中心。”英国伟大的哲学家罗素曾说过：“世界未来的希望在中国。”我想，在世界从以物质为中心走上以精神为中心进程中，中国的国学将起到很大的作用。
　　国学的“源头活水”
　　中国古代一般到明清，泛称古代的学问为“古学”。明末清初，西学东渐，为了和西学有所区别，就把中国固有的学问统称为“旧学”、“中学”。清代康乾之际，为了和宋明理学有严格的区别，又渐渐称为“汉学”，著名的代表人物有戴震、钱大昕、桂馥、王念孙等，他们重考据之学，称为“朴学”，也称“汉学”。到了近现代，出现了“国粹”一词，即“国之精粹”。一些著名的学者如章太炎，提出了“国故之学”，章太炎著的《国故论衡》一书，主要论小学、文学和诸子学，涵盖了国学研究的各主要领域，但这本书不太容易读。中学、汉学、国粹、国故等名称都不是总揽全局的概念，最后学者选定了“国学”这一称谓，因为它有纵览诸家、包罗万象之意，这是“国学”一词的大体渊源。
　　国学在近代，可以说命运多舛。“五四”以来，一批激进的、希望国家能够振兴的知识分子有个误区，认为是中国的文化阻拦了中国思想的进步，成为中国发展的阻碍，影响了中国的民主和科学，欲以拼音文字取代中国文字。他们热切希望中国富强之心是真挚的。可是，将中国文字拉丁化的话，完全是一个釜底抽薪式的欧化的措施，是很危险的。
　　在钱玄同、陈独秀、鲁迅、瞿秋白这些人反传统的同时，还有一些坚守中国学术的人，如王国维、沈曾植。
　　王国维在给沈曾植70岁时的祝祷寿文中说：“窃尝闻之，国家与学术为存亡，天而未厌中国也，必不亡其学术；天不欲亡中国之学术，则于学术所寄之人，必因而笃之。世变愈亟，则所以笃之愈至。”过去都认为王国维是保皇党，他从辛亥革命开始到1927年死去，16年间一直保留着长辫子。他曾任清逊帝溥仪的“南书房行走”，即溥仪的老师。但在王国维身上，中、西学交汇融合并生发出灿烂的火花。他是最早将叔本华、尼采、康德思想介绍到中国之人，翻译的文辞非常美妙，他希望将西方的哲学思想和东方的文化有机的结合。在王国维的《人间词话》中，凡是强调个性，强调独立的意志以及赤子之心的时候，都可以看到尼采的影子。尼采曾经在《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》一书里讲到：天才需要具有七个条件，若狂也、若忘也、若游戏之状态也、若自转之轮也、若万物之源也、若第一之推动也、若神圣之自尊也。孔子在宣扬他的中和之道，退而求其次的时候，认为狂和狷还是有优点的，“不得中行而与之，必也狂狷乎，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也。”（《论语·子路》）这是讲君子要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一个人真正投入到他的学术和艺术上，他要忘乎所以。《庄子·外物》中说：得鱼而忘筌、得兔而忘蹄、得意而忘言，这种游戏的状态是一种心灵的活泼，而心灵的活泼对一个人的学问有极大的好处。若自转之轮，不是跟着别人转，有自己的个性。若万物之源，不是别人做出来以后，他自己再生发出东西。若第一之推动，他在这个领域，一定是开山祖。最后，若神圣自尊，这些人绝对有神圣自尊。在中国的书论中，能与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媲美的，仅有孙过庭的《书谱》和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。
　　国学的源头活水究竟是什么？用一句最简单的话来概括，即“先秦之学的生发”，这是对国学简捷而明了的论述。“先秦”一般界定在西周、春秋和战国时代。
　　国学是一门融汇百家的开放性学术体系。公元1世纪到2世纪，佛教传入东土，到12、13世纪的时候，印度的佛教早已式微，中国的佛教依然在发展，已经是中国化的佛教了，所以也是国学重要的组成部分。
　　国学的分类
　　现在谈谈国学的分类，《礼记·经解篇》讲到“六艺”，即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，是当时人们所认为最重要的学问，其中《乐经》已经失传。“六艺”仅仅是儒家系统的学术，并不包括其他各家的学术。
　　到了《汉书·艺文志》，即根据内容进行分类：儒、法、名、墨、道、纵横家、阴阳家、杂家、农家、小说家。这里说的“小说家”，与今天的巴金、沈雁冰、王蒙等作家不同。当时的“小说”是指一种无足轻重之说，甚嚣于一时，可是很快湮灭，未成气候。到目前为止，我们还没有见到汉代以前流传下来的一部小说。
　　还有一种比较智慧的分类方法，就是任继愈先生，他划分了四个文化区域：第一个是鲁文化，代表人物为孔子、孟子等。第二个是“齐文化”（稷下学宫），稷下学宫是齐朝建立起来的，主要研习和传播管仲的法家思想和诸子思想，代表人物为管仲、荀子、邹衍、淳于髡等。淳于髡是滑稽家，非常幽默，滑稽家能够在帝王面前讲一些蕴含政治道理的笑话，使帝王在欢笑中理解这个道理，也是很重要的进谏方法。第三个是关中之学，主要代表人物商鞅、韩非、李斯，李斯和韩非都是稷下学宫荀子的学生。第四个是楚文化，主要代表人物为老子、庄子和屈原。我认为任继愈先生的这种分类，是比较有意味的，而且概括性特别强。
　　中国的著述浩如烟海，《四库全书》共有8万卷，几十亿字，学者就是皓首穷经也无法读完。如《二十四史》中宋濂修的《元史》很难卒读，能够通读并且逐字推敲的，近代只有著名史学家翁独健，南开大学历史系教授杨志玖对《元史》也有深刻研究。
　　历代认为“前四史”是奠定了中国史学体例的重要著作。“前四史”有司马迁的《史记》、班固的《汉书》、范晔的《后汉书》、陈寿的《三国志》。
　　讲到经史子集，子部和集部里有很多名家的著作，所以很难严格区分。比如苏东坡，在经、史、子部里都有他的著作，“苏门四学士”中黄庭坚的《山谷集》、秦少游的《淮海集》、张耒的《柯山集》、晁补之的《鸡肋集》，都可以在集部里找到。我买了一部文渊阁《四库全书》，从中选了800部，要读30年才能读完。今年我已经72岁了，再读30年，得读到102岁，其中的乐趣不可言尽。
　　中国的古籍在历代流传会出现很多的问题。如王弼的《老子注》有他修改的痕迹。西汉末年史学家刘歆修改《左传》，为王莽复辟制造舆论。再如，《古文尚书》是孔子的后人孔安国在孔子的旧居墙壁里发现的。《今文尚书》是西汉时伏生根据记忆背出来的，是用汉朝的隶书写的。《今文尚书》见于前，《古文尚书》见于后，今、古文《尚书》之争，一直延续了1000多年，这也是国学史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。
　　国学与现代社会的关系
　　有人提出来，现在科技这么发达，我们还研究《易经》有什么用？《易经》不是天命之学，不是神学，它是古代的一个朴素的辩证之学，通过卦辞和爻辞，来说明事物的发展是不停变化的。我们做什么事情都要恰到好处，过犹不及，最坏的爻可能存在着变好的原因，最好的爻也可能存在着变坏的原因。无论拿到什么爻，它都不提供结论，而只提供你思维的方法。
　　春秋战国时期，中国有两部悲剧，一部是屈原，一部是孔子。孔子是有大怀抱、大的坚毅精神、大爱支撑着的人，他才能做到知其不可为而为之。世上有三种类型的人，一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如孔子、屈原；一种是不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如螳臂挡车、杀鸡取卵；一种是知其不可为而不为之，如商代伯夷、叔齐，耻为周民，不食周粟。知其不可为而为者是圣人，不知其不可为而为者是愚人，知其不可为而不为者是贤人，这里有圣人、愚人和贤人的区别。
　　现在有很大的危机，电脑一打开，上知天文，下知地理，无所不知，无所不通。关闭电脑，头脑一片空白，这怎么能成为自己的一个学问呢？知识文化是要经过心灵的化学变化，才能变成自己的知识血脉。中国人以机械为淫巧，庄子讲了一个故事：孔子的学生子贡，看到一个农民抱瓮而灌，子贡说，现在的人发明了桔槔，用力小而作功大，你为什么还用罐来浇水呢？农民说，人们一有了机械必有机心，有了机心，人类的堕落就开始了。
　　中国的逻辑学得不到发展，是很可惜的事情，因此中国没有本身意义上的数学。18世纪末，康德著有《纯粹理性批判》，康德对时空问题作为辩论的甲方和乙方同时辩论，甲方如此说，乙方如彼说，都是哲学上的充足理由律，最后也没有作出一个确切的判断。这就是中国的哲学和西方的哲学的不同之处，中国的哲学往往一句话就直抵结论，西方的哲学得出结论，要慢慢地辩论。
　　中国的国学，主要解决心灵的问题，它可以使进行现代科学研究的人心灵丰富。杨振宁先生、陈省身先生对中国的诗文都非常的喜爱，陈省身先生还时不时写一两首诗。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喜欢古典诗词，一次我问他，你读诗和数学有关系没有？他说没有直接的关系，可是我每次想问题感到困惑的时候就读诗，读诗犹如春风徐来，惠风和畅，觉得又有思维的能力了。
　　几本国学参考书
　　我向大家推荐几本书：朱熹的《四书章句集注》、许慎的《说文解字》、郭璞的《尔雅》。《四书章句集注》把汉代的毛亨、郑玄，一直到北宋洛阳二程、张载的说法都纳入书中，解释得非常清楚。《说文解字》可以帮我们认识中国文字的丰富性。中国的文字有指事、象形、形声、会意、转注、假借六个功能，比如说象形，以简约之笔，状其形貌也，如日、月、山、水；形声，有形又有声，如江河；会意，以事理组合，如忐忑不安，心一上一下；转注，意义上相同或相近的字互引解释；假借，就是本来没这个意思，“假借”一个“同音字”来寄托这个“词”的意思。中国文字本身之妙，在全世界独一无二。世界没有一个国家的文字能像中国文字具有这么丰厚的、形象的、声音的意义。西方的文字是重音的，不可能从一个英文或法文单词，看出像中国文字包含的内容。而在《说文解字》中，每个字都可以讲出很有意味的道理。《尔雅》可以说是走进国学必须经常拿在手上的一本书，唐代陆德明说：“《尔雅》是训释《五经》，辩章同异，实九流之同道，百氏之指南，多识鸟兽草木之名。”我自己很有体会，《离骚》中提到的植物和鸟类很多，都可以在《尔雅》里找到它们的渊源。比如“昔三后之纯粹兮，固众芳之所在，杂申椒与菌桂兮，岂维纫夫蕙茝？”申椒、菌桂、蕙茝这些植物，在《尔雅》里都可找到解释。
　　此外，三国时王弼注的《老子》，晋郭象注的《庄子》都值得一读。还有几本书我想大家应该放在身边，以提高我们对中国文字魅力的认识，既学了历史，又学了文学，即“史汉庄骚”：《史记》、《汉书》、《庄子》、《离骚》。
　　国学的终极目的是“为己”之学，而不是为人、为物、为事而学。孔子在《论语·宪问》里提出：“古之学者为己，今之学者为人。”强调学习的目的应侧重于道德学问的提高与升华，而不是像孟子批评杨朱的“拔一毛以利天下而不为”。
　　“为己”之学的终极目标是“利他”。当我们每一个人都由于“为己”之学提升到自己的心灵境界时，那么人类本身已存在的“不虑而知”的良知就和天地本体同在。那么，我们提倡的感激之心、敬畏之心、恻隐之心、知耻之心便会成为我们民族坚不可摧的心灵的长城。
　　（本文为范曾先生在部级领导干部历史文化讲座上的发言，有删节）
　　范曾　字十翼，别署抱冲斋主，1938年生于江苏南通。现为中国艺术研究院博士生导师，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和文学院博士生导师、终身教授，北京大学教授，北京大学中国画法研究院院长，有120多部诗、书画、哲学方面的著述，是中国当代著名学者、书画家、鉴赏家，诗人。1984年，日本建立范曾美术馆。2009年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予其“多元文化特别顾问”称号。2010年，获“法国荣誉军团骑士勋章”。2011年，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授予范曾名誉博士学位。